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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月 本名刘明仪,台湾著名女作家。祖籍江苏省江宁县,曾任教职,现专业写作。曾出版散文集、历史小说、儿童戏剧故事、传记小说、诗词名句赏析等。小说《西风独自凉》获台湾“文艺协会小说创作奖”,现任台湾历史文学学会秘书长。

朴月称呼鹿桥为“姑父”,因为鹿桥夫人薛慕莲是朴月义父李抱忱的表妹,而鹿桥夫妇就是在李抱忱家相识、相爱、相许的,所以两家关系极为亲厚。朴月与鹿桥之间的关系是亲情与忘年知己之情并存。鹿桥自己就对朴月说:“我这一辈子,写信多的人,就是你了!”

《未央歌》与《人子》在台湾是非常受读者欢迎,尤其深为青年学子喜爱的作品。也因此,作者“鹿桥”成为文艺界的“偶像”人物。他的《未央歌》,也有台湾版的《青春之歌》之美誉。

但,由于时空的阻隔,许多人不太能理解“鹿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认识他,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的,又不免疑惑:这样一个人,是怎么“养成”的?他怎么能一直保持着他“小童”的心性,不受“污染”?

他是得天独厚的!出身福建闽侯的书香仕宦世家。福建文风鼎盛,吴家祖上自乾隆丁酉以来,科名鼎盛,“五世科甲”中举者十余人,历代仕清为官。父亲吴蔼宸先生,因着家学渊源,书学根柢极佳,能诗擅文。北京大学毕业后,又曾出国留学,精通外文,因而被政府征召为外交官。在这样的家世背景下,中国的礼教,与西方的礼节,是他从小教养中就自然存在的。

他博学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在那新旧交替,西风东渐的时代,却并不崇洋。从小家里请了宿儒名师教他读中国的古书,因此,熏陶出他根柢深厚的人文素养。而相对于一般文人,他曾读生物系,受过严谨的科学训练,也因而有着更客观、清明的观察力。尤其他对人对事不太自设樊篱,什么事都愿意涉猎,所以跟各行各业的人,都能谈,也都能在相互的激荡中彼此获益。

以前曾有人误传,以为故“经济部长”李连海先生是《未央歌》里的“小童”。实际上,李先生是“大宴”,鹿桥本人才是“小童”的原型!他本人的确也像小童一样,孩气归孩气,童心归童心,但好学深思,不肯“人云亦云”的盲从,也不武断的否定。各种的学说、理论,都必须经过了一番思辨,融会贯通后,发展出他的一番见解来。“学问”对他来说,不仅是某种的专业,更是一种落实于生活中的理念与态度。

他常深自庆幸,这样一个融合了中、西之长的家庭,给了他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良好教养。父母的开明与信任,加上适逢抗战,又身在外读书,一切得靠自己,又给了他过度的自由和充分发展自我的天空。当时“西南联大”自由、开放的校风,同侪间彼此扶持,相濡以沫的友情和虽然生活艰苦,却充满了理想与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更奠定了他一生积极健康的人格发展基础。这些经历,形成了他的人格特质,使他在面对抉择的时候,能清明地思考权衡。

许多人批抨《未央歌》太乌托邦了,好像与当时抗战的大时代脱节。他却认为,当代的“苦难”是人人都知道的,不需要再强调了。而当时,他们的确是努力在艰困的物质生活中,彼此激励,维持乐观进取的心境,不为现实的苦况击倒的。在我认识了祝宗岭姑姑(伍宝笙的原型)后,她也说“当时我们并没有觉得那么苦!日子中也还是有很多快乐的。”

至于是否太保守、太幼稚甚至“童话”。一则,当时人心较“古”,以现代人的开放与思维模式去检讨六十多年前的保守落伍未必公平。而且,书中所表达的一些理念、哲思,未必是现代自认“不幼稚”的青少年所能有。二则,他完成此书时,刚满26岁,也不过是个“青少年”。不论文学成就,作为一本青少年读物,至少,《未央歌》所带给青少年的,还是健康、乐观、进取,鼓励追求自我提升,充满理想色彩的正面作品;这也正是他自己所期许的。就青少年教育的立场来说,也绝不是时下那些非情色即暴力,以描绘人性晦暗面为时髦的作品所能取代或否定的。

他乐于过简朴的生活,不趋时尚,不慕荣利的淡泊心志,使他能择善固执地谢绝“功名利禄”的诱惑。而选择适才适性,接近他自然心性的道路。这世界诚然不尽美好,人性也不尽善良,但,人还是有趋避的权利的。应该说,他选择了不违反他的“自我”,也容许他保有“小童”式自然天性的那一条路。

我与鹿桥姑父是在先义父李抱忱先生家认识的;他是义父的表妹薛慕莲女士的夫婿。我也因着这一渊源,称他“姑父”。

由原先与他和姑姑,只是称谓亲切的“葭莩之亲”,到与二老貌如家人,并被姑父视为忘年知己,是经过许多不得不归于“缘”与“命”的周折与遇合的。在相交愈密,相知愈深后,对姑父的“小童”天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了解。他的小孩脾气,倒也并不是幼稚无知,或矫揉造作。他一直很率性、真挚,在天性上,他好像就是一个“光明之子”与“自然之子”。对世界永远好奇、对人永远善意、对事永远认真。待人接物,更是率性而真诚,一直到八十多岁,都保持着“小童”时代的那份“赤子之心”。事实上,另一面的他,却可以说是个智者、哲人。几乎所有接触过他,与他交谈过的人,都深深地为他若不经意,却含蕴着洞彻人生的智慧所倾倒折服。

他的“经师”当得如何,其实我是不清楚的。但以他退休多年之后,华盛顿大学和圣鹿邑美术馆,还以他的名字成立“吴讷孙学术讲座”,每年固定地邀请专家学者到圣鹿邑演讲,以推展艺术文化来看,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应该是备受肯定的。就“人师”这方面,更是成功。他总是那么和悦、轻松的,就把他的理念、思想,他对文化的体悟,对世情、世事的看法,他的人生观、生活态度,如和风细雨滋润万物般,自自然然地沁入人心。

他不赞成把人都训练成“专家”,而喜欢文化上的“通识”。他常跟我说:“做‘人’比什么都重要。不论思考什么、写什么,都得有‘自己’。尤其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更不能随波逐流;没有‘自己’,就不能成‘家’。”他不赞成教育上种种“制式”的束缚与指导,因为那是扼杀灵性和创作力的。这对他不只是一种“概念”,也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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