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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搬家

 

黄广斌,《都市生活》试刊时期的编辑部主任,1999年4月离开。现任《三晋都市报》记者。

太原市旱西门有条约一里长的南北小街,名曰:鱼池街。相传,当年,从这里游至黄河的鱼都跃过了龙门。但是,现在这里既没有鱼池,更谈不上有鱼。

我不知道是不是宿命,从这里诞生的《都市生活》在辉煌几年后归于沉寂,像极了这条名噪一时的鱼池街。

1998年10月下旬的一天,天气晴空万里,一如我的心情。如约来到鱼池街高层12层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激动。那时的媒体氛围远远没有现在这样的宽松和容纳。对我来说,要脱离公职,跻身媒体是需要勇气的。但既然说服了自己,就等于选择了无悔。

在这里,我见到了《都市生活》的创始人、投资人李仲年先生。这是一个约40岁的中年男子,身躯高大、面色黝黑,但非常热情,开口就露出一口黄牙,看了简历后就说:“你去负责编辑部吧。你到旁边见一见贺总,具体安排一下。”内心准备的无数个“答招聘人问”的问题一个也没用上。我在欣喜自己被任用的同时,又增加了那么一丝惆怅。后来在跟同事聊天时我才了解到,类似心情的人不止我一个。也同时明白,不是我当时的简历制作的多完美,也不是我的经历多适合这份工作,只是《都市生活》初的用人原则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能干你就上。”

一个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个人坐在那里,面前是许多版面设计的稿样。贺总名叫海毅,负责即将创刊的《都市生活》编辑工作。在与他交谈的半个小时里得知,他原为《山西工人报》编委、“周末版”(星期天)负责人。

我按照贺的安排,次日上任编辑部负责人。但是一个偌大的房间没有人,只有几张桌子。不过,陆续有人到这里报名,我和负责编务的李副总编进行人员选拔。记得,参加选拔的应聘者都非常谦虚、实在,没有时下一些学生自己编制的所谓“推荐书”,仅有一个毕业证(学位证)、一个身份证,然后就如实填表,没有人打招呼,也没有人递条子。先后有十几人被选拔,然后,由办公室一个姓郑的美女通知大家上岗。

想到太原市第一份都市类媒体将从自己手里诞生,大家的激情空前喷涌。连续不断地出样、试版,没有白天晚上。作为编辑部主任的我当然比大家更辛苦一些,等大家下班后,我才开始在办公室观看版样,去劣保褒,再重新设计。一直到环卫工人开始打扫卫生,才在旁边简陋的宿舍休息。记得那时,家在外地的小郝、小贾已经睡醒一觉,惊动之下迷迷糊糊地问:“黄主任,你还没有睡呀?”

这样的日子延续了一个多月,到12月正式开始试刊。当大家手捧带着墨香的《都市生活》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当时的自豪:当时北京华联刚入住太原,第一家在店解放北路店开业,他们的商品信息也上了《都市生活》购物版。读者对《都市生活》的肯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然而,兴奋不到半个月,正在大家热火朝天干活的时候,社长通知开会,就一条:换总编。虽然新换的总编以及他带来的人进来以后,充实了办报力量,对这个刚刚诞生的周刊制度建设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好的风气,那就是这些所谓从机关进来的人员,将一种文化单位应有的业务交流上升为“政治权力”的斗争。记得在一次业务会上,从不同单位过来的两个领导,竟然当场抛开紧迫的版面安排、稿件采访等不提,开始争吵所分管业务的界限和职权范围。

到1999年2月以后,刚刚诞生不久的《都市生活》虽然实现了发行和成人性用品广告的增长,但内部管理始终混乱。原本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变成了充满权术和狡诈的权力场,一些亲手参与了这份刊物创办的人不得不离开这里。

1999年4月,又经历了一次班子人员变动,一些能言善辩者开始拿着自己所谓的“办报思路”进入,而曾经一些脚踏实地将报纸逐步办起来的“元老”开始被架空、被抛弃。在这种局面下,我也再无法寻觅当初的激情,不得不离开了。

十年后的今天,回顾过去的这段经历,内心已经十分淡然了,然而,关于《都市生活》种种话题仍时常能够听到。

我总是在想,如果《都市生活》一开始就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领导机制,没有那种无休止的人员变动;如果领导在用人上面能更知人善任一些,至少能用懂业务的中层领导;如果领导从初的定位上就坚定一些,不任由执行总编把这里当成自留地。

然而,现实从来不承认假设,所有的假设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无法想象,一份高发行量十多万份的报纸,沦落到今天的几千份。

鱼池街如今还在,但仍然没有鱼,也没有一家媒体再在那里安家。

含泪回头的瞬间,走得黯然失色

依然,年逾不惑的汉子,《都市生活》里唯一的四川人。1998年岁末进入《都市生活》做记者,足迹曾遍及三晋大地的每一个县城。现居四川,专栏作家、职业撰稿人。

听到《今传媒》杂志准备做一期关于《都市生活》周刊兴衰的专题,说实话,我感到意外。如果不是约稿编辑恰巧是当年刊社的同事,我想我会以为自己听力出了问题。作为三晋大地第一家都市类媒体,《都市生活》曾经拥有不可低估的地位。即使终因为人为的原因,它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甚至逐渐暗淡,但对于我们这些曾经为它“浴血奋战”的人来说,它永远光彩着,只是,那份光彩已经从现实走进我们的记忆和心灵。

《都市生活》是我在山西的大部分记忆,但《都市生活》却令我付出了我那些年几乎所有的情感。我对编辑小杨说:2000字太少,难以承载我对她的怀念。在请示了杂志总编后,小杨告诉我“尽情写”。兴奋了片刻之后,我还是决定放弃天马行空的冲动。毕竟我知道,那些与我一般对这份报纸拥有着特殊情怀的同事们,他们也同样与我一样拥有着想说的激越和冲动。还在报社时,一些同事就给我开玩笑地说过:别把有限的版面当你家自留地了。我不记得曾经是否有过占据版面的“成就感”,但我承认我的确生出过占据所有版面讲述我和她之间所有故事的念头。记得去年陪妻子去山西时,即使那样匆忙,我仍坚持带她去看了报社旧址。妻子说:我能看出你望她时的激动。妻子是局外人尚且如此,那些与我有着相同感受的人呢?他们该有多少的激动需要书写啊。

《都市生活》已经成为过往,那些一起摸爬滚打的同事虽然大多依旧在传媒张扬着特有的个性和智慧,但我们都十分清楚,仿佛一段失却多年的初恋,当我们终于在某一天重逢时,那份本以为淡忘的情感总会突然之间跳出我们的心灵,然后五味杂陈地问一声: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老大”是我们对报纸的创始人李仲年的称谓,严格来说,我从来不觉得老大是一个真正的新闻人,但他绝对拥有强烈的政治敏感和新闻嗅觉。“奇拳怪招”几乎是那些年我对老大基本的认识。

1999年初夏,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进入我们的视线――公车私用。一些读者也纷纷打电话反映公车出现在婚丧嫁娶的私人活动中。同样做婚丧嫁娶场面里的公车,显然有点抄袭之嫌,那做什么才能体现与众不同呢?

那个下午气温突然很高,没有开空调的办公室烟雾缭绕,《都市生活》的选题讨论会几乎一直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展开的,包括老大在内的所有人,以各种不同的坐姿或站姿表达着各自不同的意见。“做娱乐场所”。在选题的确立上,老大从未武断过,即使由他提议的选题也必须经过大多数认可,并讨论出绝对可行的方案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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